王玉、钟祥财,《经济思想史研究》，2024年第7辑。
防范化解风险是货币金融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植于中国国情，博大精深且营养丰厚，金融业需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精华，并结合自身实际融合吸收，才能够更好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有鉴于此，对中国古代货币风险管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让历史之鉴更好地关照现实，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货币风险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政府调控货币供应，以防止国内经济受货币超发的影响；二是指中央铸造和发行国家统一货币，以抵御私铸冲击。本文将按照以上两方面内涵对中国古代货币风险管理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
一、关于防控通货膨胀风险的探讨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金属货币阶段，由于金属本身具有价值，通胀问题相对可控；而纸币出现后，通胀风险显著加剧。历代思想家围绕金属货币贬值和纸币通胀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应对金属货币贬值风险的对策主张
我国自先秦到北宋都处于金属货币流通的时期，铸币贬值现象屡见不鲜。历代对于铜钱的法定重量单位基本稳定，但政府往往通过铸小钱、轻钱、大钱或减色铜钱等方式导致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引发贬值。
春秋末年卿士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的言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货币贬值论断。他认为货币重量应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政府发行货币应以方便民用为出发点，否则将导致“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的严重后果。
两汉时期，贾谊提出国家应掌控铸币权，根据币值轻重对货币进行收放，调节流通中货币数量，实现货币与商品的平衡。司马迁提出“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强调政府应控制货币数量。《管子·轻重》中提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主张利用货币工具调节商品和货币的轻重关系。东汉张林主张“封钱勿出”，通过收拢货币提高币值以压低物价。
南北朝时期，南齐孔觊开创性地从货币金属主义视角反对铸币贬值，提出“不惜铜爱工”说，强调货币价值由铜和人工耗费构成，不得随意省工减料。
唐宋时期，反通货膨胀思想的理论深度不断加强。唐代刘秩、陆贽形成中国传统货币数量理论，主张通过调节货币数量来平抑物价。北宋周行己指出物价上涨程度比铸币贬值速度更大，并揭示铸币贬值对财政的负面影响，提出回笼货币的具体方法。
（二）应对纸币通胀风险的对策主张
北宋“交子”出现后，中国逐步进入纸币流通时代。纸币作为价值符号，从其诞生时就包含通胀可能性。南宋许衡揭露纸币“印造既易，生生无穷”，王夫之回顾宋元明初纸币流通历史，指出“千金之资，一旦而均于粪土”。
宋朝时期，反通货膨胀理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显著发展：一是创立纸币准备金制度，北宋周行己提出纸币发行可以“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二是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南宋赵开、宋孝宗、袁燮等都强调回笼纸币控制流通量；三是维持纸币信誉和价值，辛弃疾主张“重会子使之贵于见钱”，确保纸币法偿性。
元朝推行相对完善的纯纸币流通制度，早期对防范通胀风险相当重视。元政府采纳叶李拟定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设立发行准备金、创立平准行用库、施行准备金定期检查制度等。
明清时期，反通货膨胀思想对最适货币流通量有了进一步探索。明初叶子奇将纸币流通比喻为池水，强调投放和回笼需要平衡。夏元吉提出“官钞宜少出”并允许用钞纳税回笼货币。刘定之认为最适纸币流通量应以能否维持币值稳定为标准。清代包世臣主张有限制发行纸币，许楣辨析发钞应为足天下之用而非足国家之用。
二、关于抵御私铸冲击风险的探讨
传统中国的货币金融思想和实践表明，货币铸造权由中央集中垄断是人们经过反复历史实践的选择。私铸的存在会对中央政府正常的货币发行秩序造成威胁，导致市场紊乱、经济失调等问题。
（一）对于货币铸造权归属的理论探讨
中国古代金属铸币开始时是在民间分散进行的，之后才逐渐形成了国家对于货币铸造权的集中垄断。秦始皇统一币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货币的主导权。汉朝建立后，两度打破国家垄断铸币权制度。
针对私铸盛行现象，汉人对铸币权由中央集中垄断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贾谊极力反对自由铸钱政策，认为私铸会使“法钱不立”，造成“奸钱日繁，正钱日亡”，这种奸钱驱逐正钱的观点比西方劣币驱逐良币理论早近1700年。贾山将铸币权定义为“人主之操柄”。桑弘羊建议由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汉代之后，国家集中垄断铸币权理论不断深化。南朝宋时，颜竣反对沈庆之“听民铸钱”的主张，认为应由政府垄断铜的开采使用权，按统一品式铸钱。唐代刘秩认为货币具有“平轻重而权本末”的重要作用，铸造和发行货币只能是“人主之权”。唐朝陆贽将货币称为“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北宋张方平将货币称为“人君之所操”。元朝马亨提出纸币之所以能够“权万货”，“法使然也”，而“法者，主上之柄”。明朝邱濬认为利权应当由国家享有。清初王夫之从加大贫富差距的角度力主严禁民间私铸。
（二）对于治理私铸现象的政策探索
封建国家统治者通过颁发法令禁止私铸、垄断币材、提高法钱标准等方式加强中央垄断铸币制度。
一是通过颁行法令直接打击私铸行为。汉景帝下发“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治理私铸。汉武帝收回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此后历朝对私铸都制定了严苛的惩罚机制，如北周时期规定“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隋朝初年“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唐朝“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
二是垄断铸币原料以杜绝盗铸。汉武帝设立“上林三官”，收拢全国铜材统一铸造五铢钱。王莽时期“禁不得挟铜炭”。隋文帝时期“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唐玄宗对铜、铅、锡等铸币原料的开采、冶炼、运输、交易等环节实行国家专卖。纸币产生后，朝廷对制作纸币的钞纸也进行严格控制。
三是提升铸钱标准、增加铸造成本，使盗铸无利可图。汉武帝诏令上林三官铸造五铢钱时不惜工本，统一重量，讲求制作工艺。唐高宗改行“开元通宝”，对大小、重量进行严格规范统一。北宋采用“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的方法防止纸币作伪。
三、总结与启示
中国古代社会丰富的货币金融实践，积淀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货币风险管理的理论探索和政策思考。找回中国自己的金融思想根基，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对于全面推进中国金融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首先，管住货币供应总闸门是防范通货膨胀的重要内容。应从历史经验中看到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密切关系，央行应通过对国内实际经济状况和通胀压力的密切监控，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来影响货币供应量。
其次，货币发行权集中统一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基本前提。历史表明，“法钱不立”会导致多种货币紊乱流通，增加交易难度与成本。随着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必须加大金融监管和违法处罚力度，同时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建设，在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同时满足公众需求。
再次，正确认识货币发行权统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要避免货币发行权的滥用，从法律和制度上建立健全中央银行制度，确保一定独立性，严格管理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数量，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对于广大金融理论工作者而言，应致力于推动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范式的现代化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接新时代中国货币金融发展实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风险管理机制，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