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的复杂背景下，如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探索基于本土实践逻辑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亟须回应的重要时代命题。回顾老一辈经济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全新历史情境时所展开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对于深化理解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自主探索和理论创新过程，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科体系构建，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众多前辈经济学者中，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其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尤具代表性。他坚持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率先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系统倡导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并积极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冶方始终强调读书和调查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功，二者需紧密结合方能赋予理论以持久的生命力。他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核心方法，深入工厂与农村展开调查，从中提出重大理论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新的实践环境下，孙冶方通过调查研究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经历，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探索经验。
孙冶方调查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1954年，孙冶方调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由此将调查研究融入国家统计制度的建设中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提升统计工作质量为核心目标，统计方法的改进与指标体系的完善成为这一阶段国家统计局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指标体系的改进较为复杂，最突出的问题出现在企业的指标管理上，此时实行的七大指标考核法中大部分指标既非综合性考核，又非硬性规定，只有“总产值”真正起作用，成为事实上指标体系的中心环节和考核企业工作成绩的唯一标准。然而，当企业完成“总产值”指标时，其他指标反而显著下滑，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孙冶方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统计制度，1956年7月孙冶方率领统计考察团赴苏联等国，他在此行中发现，中国统计指标与报表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于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苏联，计划与统计指标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生产潜力充分发挥，造成实际工作中经济效率低、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等问题。这绝非偶然，共性问题的存在意味着苏联模式下的统计指标设置还远不完善，他由此反思“总产值能不能成为指标体系的中心”，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争论很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牵涉到计划体制、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各方面的问题”。
1956年末至1957年初，孙冶方从统计指标入手对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归纳，提出“最高限度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和目的；高度发展劳动生产率就是完成这任务或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但在经济管理中尚“没有解决抓什么指标和放什么指标的问题”，这些调研思考都意在“说明计划统计中的若干指标和方法”，为国民经济管理设置有效的指标。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是由上百万的独立核算的企业所组成的。但在当时的计划制度下，经济管理的主要指标“总产值”，恰恰“不能适应企业管理”。孙冶方以实例指出“总产值”的最大缺点在于混淆了新创造价值和转移价值，既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也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规模。经过对中国经济长期细致深入的调研及与苏联等国的对比分析，孙冶方意识到“总产值”指标与经济发展这种矛盾只是表象，深层次原因在于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必须改进。
他明确提出以“利润”为中心指标来改进企业管理，但需首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无论是解决“总产值”指标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还是改进计划统计制度，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问题，因为“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影响的”，“否定了或者是低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事实上也便是否定了计算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重要性”，“也等于是否定了根据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改造落后企业的必要”。孙冶方明确指出“环绕着价值规律和总产值这一周围的问题，正是我们计划统计脱离实际的基本来源”，也逐步将厘清理论错误作为研究目标。
早在1956年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上》中，孙冶方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继续起作用”的命题，并首次提出广义价值规律概念。重拾唯物辩证法与矛盾分析成为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再认识的关键节点。在他看来，“经济是‘人’和‘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以‘人’这个因素为主，而且‘人’和‘物’的矛盾最后是以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因而学科主线应该是一条矛盾运动的规律，并由此写作《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具体经济矛盾的最深远的、共同的根源，或称社会主义经济最深远的内在矛盾“也就是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产品两重性(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广义价值规律事实上是经济运行中核心矛盾的价值形态表述，换言之，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线。他总结道，“重视‘价值’概念，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意味着重视经济效果”。“价值规律是价值的存在和运动的全部过程的规律，价值决定是这规律的基础，亦是这规律的起点。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以及通过这种背离所发生的作用只是这规律在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一种作用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则“通过价格和价值相符合来表现”，即“不再采用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价格的方法，而要用直接计算劳动成本的方法来定价格”，通过调节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切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是最基础的或第一条规律”。
在确立了学科的基本主线之后，孙冶方的研究重点自然延伸到如何系统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启发和鼓励下，孙冶方组织起《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撰写工作。在他看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剖析，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套分析社会化经济的一般方法——“过程法”。这一方法“不是到处给规律下定义，而是通过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分析”，将经济规律贯穿其中，并非孤立地表述，调查研究的意义也更加凸显。首先，“过程法”要求从客观过程出发，强调对经济事实的观察。其次，“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来说，只采用《资本论》中可用的范畴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创立体现实主义经济关系的新的范畴，这也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孙冶方的主持下，《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始终坚持《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以社会主义产品、商品为出发点，运用科学的抽象，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过程进行剖析，并遵循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表述方法，为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探索始于调查研究，并将其贯穿于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之中，为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深刻反思“总产值”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入探寻其理论根源，突破传统教条的束缚，逐步实现对价值规律的再认识，并最终以价值规律为主线，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初步构建。孙冶方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呈现出“从实际出发—问题意识—理论深化—体系构建”的完整逻辑脉络，为运用调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典型范例，生动展现了在具体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过程 。
原文发表于2025年第七期《上海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