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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艺:谋划“十五五”|国企如何从“规模扩张”到“功能重塑”,拥抱新经济[N],澎湃新闻,2025年算月30日,“全球智库”专栏。
陈明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十五五”时期,中国国企改革正步入关键十字路口。面对平台经济、智能经济、数据经济、低空经济、低碳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颠覆性冲击,国有企业如何超越“被动适应者”角色,完成从规模扩张到功能重塑的深刻革命,真正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这不仅是企业层面的战略抉择,更关乎国家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宏观布局。
一、三大结构性错配:国企面临的时代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键爬坡期。新经济形态的兴起不是简单的产业增量,而是对传统经济逻辑的“范式替代”。国有企业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集中体现为三大结构性错配:
治理范式的适配性挑战。 新经济要求企业具备高度敏捷性与开放性,但部分国企仍受较强行政惯性影响,层级化的冗长决策流程难以适应市场“分秒必争”的竞争节奏。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与数据孤岛,严重制约了其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与参与产业链协同的能力。
激励机制的相容性挑战。 新质生产力源于颠覆性技术突破,其高风险、长周期特征与国企现行考核激励体系存在错配。以短期财务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抑制了管理者对前沿技术的探索性投入。相对刚性的薪酬管理,导致国企在吸引顶尖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关键要素的突破性挑战。 国企手握“数据金矿”,却因产权界定、价值评估等体制性梗阻,未能实现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价值跃迁。在绿色转型方面,众多传统产业国企面临双碳目标硬约束,但受制于路径依赖和高昂转型成本,在布局绿色新赛道上步履维艰。
二、五大新经济形态:国企的战略定位与功能重塑
面对新经济浪潮,国有企业必须找准功能定位,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一)平台经济:从被动参与到生态组织
国企应充分利用其“链主”地位,向产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者和运营者跃迁。一方面,依托央企在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领域的产业积淀,牵头建设垂直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产业链全流程协同与价值重塑。另一方面,地方国企可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建设服务于特色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协同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综合解决方案。
(二)智能经济:担当技术策源与场景提供双重角色
国企应在关键领域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硬科技”的长期投入,主导建设自主可控的国家级AI算力基础设施。同时,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向全社会开放电力调度、金融风控等高价值应用场景,为AI技术特别是行业大模型的训练迭代提供试验场,以场景优势换取技术优势。
(三)数据经济:引领数据资产化进程
国企作为数据资源富集方,应积极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建立健全内部数据治理体系,探索科学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通过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推动数据“可用不可见”地向社会开放,探索数据信托、数据经纪等新模式,激活沉睡的数据价值。
(四)低空经济: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者与运营服务商
国企可凭借在航空、基建、通信等领域的既有优势,主导构建“通信—导航—监视—气象”一体化的低空智联网络,系统推动eVTOL起降场、无人机充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积极探索“低空+文旅”“低空+物流”“低空+应急”等融合运营服务模式,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五)低碳经济:勇做绿色革命主力军
高耗能行业国企必须将节能降碳作为“生命线”,大规模实施技术改造,积极探索CCUS等前沿减碳技术。能源国企要加快向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商转型,大力发展风、光、氢、储等新能源。国有金融机构应创新碳金融产品与服务,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低碳领域。
三、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五大关键举措
完善现代公司治理。 国资监管机构应全面实行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管理,大幅减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行政干预。推动容错免责机制清单化、具体化,明确界定改革创新失误与违纪违法行为的界限,为敢闯敢试提供制度保障。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针对战略性人才,探索薪酬总额单列或设立“科技人才特区”,大力推广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措施。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从“混资本”向“转机制”深度嬗变,切实保障非公资本股东的治理话语权。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强化“两类公司”的战略引领功能,设立聚焦“五类经济”的产业引导基金。加快“有进有退”的结构调整,将国有资本集中投向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领域,组建主业突出的地方国企集团。
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支持国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在业绩考核中提高创新指标权重,探索“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办法,引导企业进行长期研发投入。
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加快制定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管理规则,明确数据权属界定与流转规则。推动设立首席数据官职位,统筹数据战略与安全治理,构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范式。
结语:迈向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跃迁
“十五五”时期的国企改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提质增效”,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基因重构”。面对新经济形态的机遇与挑战,国有企业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治理机制革新、创新能力提升、资本布局优化、生态体系构建,完成从“规模扩张”到“功能重塑”的历史性转型。
这场改革的成败,不仅决定着国有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制高点,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唯有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进改革,国有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力量,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2025年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