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邱子迅、郎旭华、周亚虹，2026：《数字普惠金融如何重塑农村劳动力配置——兼论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经济与管理评论》第3期。
摘要
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仍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本研究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进而影响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性。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对非农劳动部门的配置，减少了对农业部门的配置，增加农业资本投入和促进土地转出是重要机制。此外，家庭互联网使用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至非农自营部门的效应。最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提升农村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有效缩小了收入不平等，前述的劳动力再配置是重要机制。本文的结论为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非农就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证参考。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收入不平等性
研究背景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已成为提升农民收入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配置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2024年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6.8%，但其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高达22.2%，说明大量劳动力仍滞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与此同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56，远高于城镇居民的0.126，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容忽视。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与技术手段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成为推动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农村家庭的金融环境与信息获取方式，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配置决策的重要变量。然而，现有文献在分析非农就业时，大多遵循“收益-成本”二元范式，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将农业部门视为静态的劳动力蓄水池，忽视了数字金融等技术因素如何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劳动力流出；第二，对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关注不足，普遍混同非农自营与非农受雇劳动，缺乏对二者机制的区分；第三，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方法上，多采用地区指标或分位数回归，难以准确捕捉数字普惠金融对整体收入分布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缺乏精准评估。
研究方法和框架
本文旨在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如何通过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进而作用于收入不平等，试图构建一个连接数字金融、劳动力再配置与收入分配的统一分析框架，为新时期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基于2016—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本文采用Chamberlain RE-probit模型、CRE poisson模型、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等方法，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配置及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论和启示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具体表现为从事农业自营劳动的概率和人数显著下降，而从事非农自营与非农受雇劳动的概率和人数显著上升。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农业资本投入和促进土地转出是两条关键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互联网使用显著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转向非农自营的促进作用，但对非农受雇的协同效应不显著。进一步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分析收入分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显著提升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同时，有效缩小了家庭收入的90—10分位数差，即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低收入群体参与非农受雇劳动的门槛，促进了机会平等。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以农业机械化释放劳动力，并实现与金融的支持协同。建议将数字普惠金融工具精准嵌入农业机械化补贴政策，通过低息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降低农户购置农机门槛，在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推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释放，为向非农部门转移创造条件。二是以土地流转信息化打通要素堵点，促进劳动力跨区域优化配置。依托数字金融平台建设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数据库，实现土地权属、流转需求与金融服务的线上匹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让有意愿离农的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实现非农就业向兼业化转变。三是强化数字技能培训与普惠金融的配套衔接，防止“数字鸿沟”弱化政策效果。建议在数字金融推广中同步开展数字素养提升工程，确保农村家庭能平等获取就业信息与金融服务。同时，在政策资源上适度向非农受雇岗位开发倾斜，发挥其在稳收入、缩差距方面的比较优势，使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惠及最需要支持的群体。
